未签订劳动合同，外卖人员送餐时受伤该由谁来赔偿？兼职工作，劳动关系该如何认定……近期，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其中，外卖小哥等劳动生态困境再次引发社会关注。对此，记者聚焦宁夏外卖骑手、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通过走访就业主体和相关监管部门，了解当下新就业群体在工作中遇到的维权难题，寻求破题之道。

送餐受伤找不准“东家”咋办

2023年5月，冯冯通过BOSS直聘平台进入银川市兴庆区某外卖站点从事配送工作。同年6月，他在送餐途中不慎摔倒受伤。对于赔偿事宜，冯冯和外卖站点分歧较大，未能达成协议。随后，冯冯申请劳动仲裁，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其与用人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冯冯不服，起诉至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我们与外卖平台不存在劳动关系，只是合作关系，平时管理也比较松散。”银川市兴庆区某外卖站点负责人介绍，站点外卖员分为专职骑手和众包骑手两种。专职骑手由站点招聘、管理，虽然不签订劳动合同，但会为骑手购买意外伤害保险。众包骑手则由外卖平台直接管理，站点只负责接单、派单。该外卖站点的众包骑手小胡告诉记者，2024年，他在送餐时摔了一跤，导致骨折，由于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找不到负责的“东家”，只能自己承担医药费。

“新就业形态用工方式比较灵活，从业人员大多未签订劳动合同，工伤认定困难，而第三者责任险投保金额低，难以覆盖实际损失。”北京天驰君泰（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涛介绍，对于新就业群体而言，维权的难点之一就是劳动关系模糊。“平台用工模式导致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人身依附性和经济从属性弱化，且大部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以合作协议或服务协议代替，存在多方用人单位，认定时责任主体比较混乱。”

找不到“东家”，受伤的劳动者该如何维权？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法官蒋维国表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工作中受伤后，应当及时申请工伤认定，如果用人单位否认劳动关系，导致认定程序中止，劳动者可以通过仲裁、诉讼方式确定劳动关系。

在审理冯冯案件时，蒋维国发现，虽然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他们有固定微信群，每天需要在群内汇报当日工作内容，在骑手站点签到。而骑手站点作为用人单位的经营场所，站内张贴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能够认定冯冯提供的劳动是被告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因此，对劳动关系予以确认。

“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对工资报酬、时间、地点等内容的约定更加灵活，我们会考虑用人单位是否对劳动者进行管理与监督，劳动者有无自主决定权、劳动者获得的报酬是否具有持续性，提供的劳动是否为用人单位的业务组成部分，如果这些情形均符合，则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蒋维国说。

“目前我国对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的认定还很模糊，建议完善相应法律法规，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制定适应新业态的劳动保护政策。”朱涛说，同时，劳动者应在日常工作中关注是否存在多个主体混同用工情形，对工作任务的发布、工作过程的对接、工作成果的产出等信息进行证据留存，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要求相关企业共同承担责任。

“网红”收益纷争如何解

在贺兰县一家汽车服务公司从事二手车网络直播销售工作的小王向记者介绍了他与公司因收益分配方式而产生的纠纷：“我和公司约定好，除了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外，我还可以按照当月网络销售额的一定比例获得提成。提成部分占我每月收入的大部分。但是，我从公司离职的那个月，卖出了11辆车，却没有收到应有的提成。”

小王向贺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向其支付销售提成1万余元。承办法官比照该公司对其他销售主播同等或类似情况下的提成支付标准，组织双方协商。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调解意见，该公司负责人同意履行给付义务，小王拿到了提成。

网络主播的收入依赖打赏分成，劳动报酬计算的标准模糊，容易导致收益纠纷。同时，复杂的收益分成方式还可能对劳动关系的认定造成影响。

2023年10月，小李入职宁夏某nba官方博彩官网传媒公司从事主播工作。入职后，他与传媒公司签订《艺人合作协议》，约定按保底收益与分成收益计算工资。传媒公司承诺，每月向小李提供不少于6000元收益的合作机会，如果当月分成收益少于保底收益，则由传媒公司补足缺少部分。2024年1月，因传媒公司未及时发放工资，小李申请劳动仲裁。然而，传媒公司却称，双方之间只是协议合作，不构成劳动关系，且小李的收益是依照双方约定，按比例分配的，因此不存在欠付工资问题，小李单方解除《艺人合作协议》构成违约，应向传媒公司支付违约金。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小李与传媒公司虽未签订劳动合同，只签订了《艺人合作协议》，但从合作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小李的工作内容是固定的，其收益分为保底收益和分成收益，保底收益即工资，分成收益即提成工资，且传媒公司在发放工资时还扣除了迟到、请假等考勤制度类相关费用，说明小李受传媒公司的劳动纪律管理考核，非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义务，故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传媒公司应向小李支付欠付的工资。

主播行业多以约定分成的方式进行收益分配，如果用人单位与主播平等协商，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体现出平等协商特点，则不符合确立劳动关系的情形，造成劳动关系认定困难。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法官刘珊告诉记者，近年来，该法院对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的认定更加细致灵活：“如果主播对个人包装、直播内容、演艺方式、收益分配等没有协商权，双方之间体现出较强人格、经济、组织从属性特征，符合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管理及从属性特征的，则倾向于认定劳动关系。”

多方合力保障劳动者权益

25岁的张鹏是一名外卖骑手。大学毕业后，他在一家食品企业上班，后来觉得工资太低，便辞职做起了骑手。平台没有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只购买了商业险，但是张鹏坦言自己并不在乎：“缴不缴社保无所谓，赚得多就行。”

采访中，记者发现，诸多外卖骑手和张鹏一样，对缴纳社保并没有那么在意。与正规就业者相比，灵活就业人员收入不高、工作不稳定、职业发展性不强，各种压力和现实考虑迫使他们更倾向于“活在当下”，这是传统社保受冷遇的重要原因。但无论如何，用人单位都不能逃避其应尽的合理义务。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面临法律法规滞后、监管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现行劳动法律法规主要是基于传统用工模式制定的，难以适应新就业形态的特点和需求。同时，相关部门对新就业形态的监管也存在一定空白和盲区，导致一些用工单位出现违法违规行为。

“在‘互联网+’的时代，平台多通过外包、分包、众包或者代理商、个体工商户等多种渠道与劳动者签订协议或合同，将本应由其承担的法律责任转移，使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趋于模糊。”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法官李莉告诉记者，因新就业形态伴生新需求，劳动者权益保护面临四方面的问题：劳动关系认定难、就业稳定性不强、相关权益保障不足、诉求渠道不够畅通。如何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关系的权益？亟须法律规范不断完备、政策层面持续完善、平台企业合规发展，如此才能实现多方共赢，维护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宁夏大学教师马巍建议：“政府应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提供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职业培训等服务，并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管理力度，推动其规范化、专业化发展。”

目前，全国京东快递和顺丰快递已经逐步和劳动者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并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让员工有所依靠。对此，蒋维国建议，宁夏也应推动平台企业为劳动者提供基本社会保险，探索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机制，同时，构建多元化维权体系，畅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维权渠道。“法院、劳动仲裁机构、工会、法律援助机构等应建立联动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并加强普法宣传和教育引导工作，提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张涛 张适清 文/图）